王守仁说，按照朱熹的办法，作圣之功甚难，但是按照他的办法，作圣之功也很不易。

这个道德原则，就是仁义礼智。若听人传说泰山之高，而未尝亲至其处，则亦臆想而已，实未见其高之实也。

耳目口鼻各专一事，而心则无所不通。[141] 这里所谓聪明睿知，是指德性，而不是思虑才能。由此，他进而讨论了理气关系问题。吴与弼和许衡一样，把性和命作了区分，认为命是天所赋予，不可改变。由于他以虚为气，而以气为实体，因此否定了朱熹所谓冲漠无联的理世界。

[50] 但由于他承认理是本体，因而承认太极是天地万物的造化者。但易兼理气言，张子以气言。[145] 不仅圣贤之心如此，人人莫不皆然。

三、魏了翁 魏了翁（1178－1237），四川邛州蒲江人，和真德秀是同年进士，官至同签枢密院事，经历也同真德秀相似。真德秀继承了后一思想，更强调心中之太极，认为这是真正的归宿。但他并不否定向内功夫，即存心省察之类。用心于内，近世禅学之说耳。

[212]《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》，《黄氏日抄》卷八十二。所谓自治又叫治己，也就是治心。

以是而言，则思过半矣。他还从体用不离的思想出发，提出道寓于法的思想。知能转化为行，行能转化为知。道不在天地之外，不在天地之上，不是天地的主宰。

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个理，须有个形骸方载得此理。二是只求本心，不要格物致知，不读书不穷理，专做打坐功夫[48]。真德秀也很强调知行问题。那么，虚又是什么？照朱熹说，心虚涵万理，心之全体湛然虚明。

朱熹集各家论诚于一贯，以建立他的天人合一之学。朱熹思想虽然包含这样的结论，却没有这样明确说出，因为朱熹承认心外有物。

[195]《韩文》，《黄氏日抄》卷五十九。魏了翁在论鬼神时谈到格物致知。

批判有些人以此借以文奸，转以欺世，致使风俗大坏，甚不忍言。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是以力行为先。但必须体用相兼而后备。他还作《心说》《心体用说》，专门发挥朱熹的心学思想。[106]《天性人心之善》，《大学衍义》卷五。[133]《周礼析衷》，《鹤山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一百零四。

心之活处是因气成便会活。[247]《御试第一道》，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三。

因为人有仁义礼智信五者，所以才叫作人。他只批判了传心之说，却没有完全否定有古今不变之道。

他在评论二程遗书时说道：若夫谓道不可离为未然，而谓道岂有可离不可离，何其荡无绳墨也？[203] 这是说，如果离器而言道，就是荡无绳墨，就不是孔子正学，也不是朱熹哲学的精神。[256] 他所谓诚的这三种涵义，在朱熹哲学中都有。

事实上，陈淳赋予理以不同层次的意义。[196] 就是说，圣贤相传之道，即前后相继承之道。他又说：以至诚赞天地为未足而云同此一诚，何助之有。所谓反观内省，就是反之于心而观其明德，求之于心而立其大本。

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，魏了翁所谓格物就是格心中之物，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进到批判心外有物的程度。他指出，宋儒天命之性说，归根到底是为了论证性善论。

人物之生，不出乎阴阳之气。所谓气质之性，是指既属诸人而言也，斯其谓之性者也。

《宋元学案》引黄宗羲话说：西山则依门傍户，不敢自出一头地，盖墨守之而已。魏了翁不仅强调反观内省的自我认识，也很强调自我意识的实现，即所谓精体实践[169]或纯体实践[170]，他继承了朱熹的重行思想，认为知而不行，其弊无穷。

他认为，天地间一切事物，从自然界到人类历史，无物不变，无事不变。以此推之，使上下尊卑，贫富贵贱，各得其所欲，有均齐而无偏陂，有方正而无颇邪，此即谓絜矩之道。[193]《程文·天地之性人为贵论》，《黄氏日抄》卷四十二。理学的正统派程颐，是反对史学的，他认为读史是玩物丧志。

道是原则，法是措施，但法不本于道，不足以为法，道而不施于法，亦不见其为道。如所觉者是物我之私，则是私欲。

他反复论证这种天人合一说，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尽人性，要学者学为人。他在解决朱熹哲学的矛盾方面，比真德秀前进了一大步，但还谈不上完成这个任务，因此，出现矛盾是很自然的。

[100]《操存省察之功》，《大学衍义》卷二十九。朱熹既反对务高远而流于空虚，又反对务卑近而流于功利。